積極财政政策明确地被重新提上日程。在數年來刻意地推行财政緊縮(旨在降低預算赤字并穩定公共債務比率)之後，2015年發達經濟體的财政政策立場大緻是中性的。現在有迹象顯示，财政政策立場正轉向略具擴張性，幾個主要國家的政府似乎聽取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關于增加基礎設施支出的呼聲。

　　在政府能夠以低于零的實際利率為公共投資項目籌資之時，這似乎是一條顯而易見的路徑。即便是那些認為政府項目通常低效、浪費的人，也很難辯稱公共交通、住房、醫療和教育項目的實際回報是負值。

　　由于一些國家的貨币政策看來已達到極限以及日本和歐元區仍然沒有擊退通縮威脅，我們看到具有供給側特點的一攬子财政刺激方案開始出現，尤其是在日本和中國。

　　投資者開始問，鑒于新的政策組合将更有利于推動全球GDP增長，這種轉向積極财政的趨勢是否給了我們更看多股市、更看空債市的理由。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關鍵是不要高估這種轉向的力度。

　　财政緊縮的階段在2013年達到頂點，最終在去年結束。但直到現在，堅決宣布将實施更具刺激性預算政策的消息還是相當少的。2016年發達經濟體的預算政策将略具擴張性，最新計劃顯示明年也将是這種情況。

　　在日本，政府公開決定，未來12個月預算政策放寬幅度将達GDP的大約1.3%。

　　在中國，今年财政政策至少已放寬GDP的1%，不過其中很大部分并未列入官方的政府預算。

　　在英國，财政大臣菲利普o哈蒙德(Philip Hammond)表示正在重新考慮前任财相關于到2020年實現預算平衡的計劃，不過他所能做的變化或許不能被視為政策立場的大幅放松。

　　在美國，希拉裡o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唐納德o特朗普(Donald Trump)都簡要介紹了支出計劃，規模分别達到GDP的1.5%和2.5%，但不能确定特朗普支出計劃在與國會談判後會在多大程度上被額外稅收計劃所抵消。

　　在歐元區，預算赤字目标已獲準提高，以用于幫助移民和實施容克的基礎設施計劃，甚至德國都考慮在2017年減稅，但就财政刺激來說，總體變化似乎仍不大。

　　摩根大通(J.P. Morgan)近期估計，今明兩年，主要發達經濟體預算政策——用結構性預算餘額來衡量——的放寬幅度(占GDP比例)将達到0.2%。随着可行的進一步政策調整，最終放寬幅度可能略高于0.2%，但僅僅是略高。

　　那對GDP增速有什麼作用?某種程度上這要取決于貨币政策反應。

　　在美國，如果财政政策被放松，美聯儲(Fed)可能會更快地小幅提高短期利率，或多或少抵消擴張性财政政策對于GDP增速的作用。在其他地區，貨币政策根本不會做出反應，各央行很可能通過保持長期債券收益率穩定防止私人投資被擠出。

　　目前一個公認的看法是，當利率處于零下限時，财政乘數可能相當大。保羅o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不久前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作為一條經驗法則，這種時期财政乘數或許會在1.5左右，高于以往0.5或更低的标準估計值。這似乎是一個極好的估計，暗示着2017年财政寬松可能使GDP增速加快逾0.25%，而在2013年，财政政策對GDP增速的拖累大于1.8%。

　　這很有用，但算不上具有突破性。不過凱恩斯主義者似乎樂觀地認為，轉向财政政策的益處或許要比這大得多。這如何做到呢?

　　存在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财政刺激或許會使經濟體進入一種新均衡，私人部門的信心得以恢複，産出長久性地達到新的更高水平。經濟學家可以證明，使用多重均衡模型，幾乎什麼事都是可能的(在1930年代時，凱恩斯無疑想過這樣的機制)，但是，若說當前财政政策方面計劃的溫和調整将對企業或消費者信心産生劇烈作用，則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第二個是，更寬松的财政政策将同時令現行貨币政策立場更具刺激效應。近期關于R*(均衡實際利率)的研究表明，相對于儲蓄而言，财政政策對于投資有明顯提高作用，從而推動R*上行。這産生的效應與全球儲蓄過剩正相反。

　　如果發生這種情形，那麼當前利率和R*之間的差距将會加大，(在理論上)使得貨币政策在央行未采取任何行動的情況下更具刺激性。但是，預算赤字的小幅、臨時提高，會對R*産生很大、永久性的效果嗎?這是相當令人懷疑的。

　　沒錯，最終财政政策可能會發生變化，幅度之大可能足以推動全球經濟進入一條不同的增長與通脹路徑。克裡斯托弗o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有關财政主導的研究表明，如果進行重大的政策調整，推行旨在使通脹率上升趨向2%目标值的财政政策，可能具有強有力的效應。 (來源：FT中文網)